更新时间:2026-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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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4月12日,执政长达16年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大选中惨败,反对党领袖彼得·马加尔领导的蒂萨党以52%的压倒性优势赢得胜利。分析人士认为,马扎尔的胜出表明欧洲右翼阵营内部正在裂变重组,作为从欧尔班体系中“叛逃”出来的右翼改革者,他以反腐与反权力滥用为核心议题,在延续部分右翼动员方式的同时改写其政治表达,最终以“新版右翼”击败了“旧右翼”。
欧洲政策思想领袖马克·莱昂纳德对“新右翼”现象进行了深度研究。总体来看,文章认为这并非零散政治事件,而是一场全球范围内联动的政治变革。第一,新右翼已从传统“守成式保守主义”转向“进攻型政治力量”;第二,其意识形态呈现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的深度融合,并在不同国家形成高度相似的叙事结构;第三,这一力量呈跨国扩散趋势,各国议题虽不同,但情绪动员与话语逻辑高度同步;第四,新右翼之间正在形成某种“去中心化联动”,在策略与话语上不断相互借鉴与强化。
作者通过一年内多次接触欧美十国新右翼政要与思想家的实地调研发现,新右翼力量正在从“崛起期”进入“分化与重组期”,匈牙利的选举结果,正是这一转折的典型案例。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摘译编写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
2025年12月,美国发布的最新《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不再强调美欧双方的共同价值观、利益或美欧关系的神圣性,取而代之的是对当今欧洲政治和文化的猛烈抨击,并暗示倘若“文明的消逝”无法扭转,美国可能放弃对欧洲大陆安全的持续投入。该战略还宣称,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将支持“欧洲爱国党派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公开呼应欧洲各地的右翼势力。
尽管传统决策圈为之惊讶,但这份文件其实早有铺垫。九个月前,美国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已警告:“我所担忧的是欧洲内部的威胁。如果你们畏惧自己的选民,那美国也无计可施。”此外,他在会议期间特意会见了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领导人艾丽斯·魏德尔(Alice Weidel),而不是时任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
4月7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一场集会上,欧尔班与飞往匈牙利支持他的美国副总统约翰·迪·万斯会面。图源:Getty Images
这一切都表明,特朗普的“第二次美国革命”已扩散至欧洲,旨在颠覆欧洲80年来的自由主义共识,包括对自由贸易的信念,对移民管理的支持,以及对经济社会进步的承诺。从美国到欧洲不断传染蔓延的,是一场“国家保守主义”革命。
这体现了欧洲的发展趋势。过去15年来,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获得了支持。《经济学人》分析显示,截至2025年2月,极右翼政党已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政治派别,在选举中平均赢得24%的选票,高于传统保守党和社会。此文撰写时,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斯洛伐克的执政党均非主流传统,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民调也显示极右翼政党领先。这些政党野心勃勃,意图重塑全球共识,其规模堪比凯恩斯和小罗斯福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引领的变革,以及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主导的转向。
在与美、英、法、德等10国的新右翼重要人物进行交谈后,文章指出,“新右翼”并非普遍认知的守旧与倒退,实则是一种高度适应2020年代政治、社会和思想环境的超现代甚至后现代力量。
新右翼拥有四根支柱:第一,对当下形势的可信分析;第二,可持续的选举基础;第三,积极的政策议程;第四,数字时代特有的组织和沟通方法。但是,不同的选举制度会产生迥异的国家动态,美国和法国的总统制、荷兰的比例代表制以及英国的“简单多数”制,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新右翼政党,孕育着不同的选举动机。
此外,历史、地理和政治文化也影响着新右翼政党。譬如德国主流社会对极右翼的敏感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而法国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由于对纳粹政权的修正主义态度,与德国选择党断绝了关系。近期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强硬态度也使美欧新右翼产生了分歧,英法德等国极右翼领导人均表达了反对意见。然而,不管这些流派之间差异如何鲜明,它们都有着共同的敌人——自由主义。
文章指出,新右翼善于利用相互依赖带来的危机,削弱统治精英的合法性,创造参与政治的切入点。
二战后的民主世界形成共识,即必须沿着“自由民主”路线重建社会,防止灾难重演。该意识形态有三个原则:第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第二,政治义务只能建立在被治理者的同意之上;第三,政治制度的首要目标是维护个人自由。1945年以来,这一议程已为所有政治光谱所接受,许多人一度相信,自由主义会是人类的终极意识形态。
新右翼则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以色列政治学家约拉姆·哈宗尼(Yoram Hazony)认为,对个人自由的过分关注忽视了家庭、部落和民族等关键集体身份形式,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原子化。上述原则正在消除国家之间的差异,取消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使得国内社会丧失意义。同时,自由主义逐渐霸权化,排斥了其他的政治替代方案。
新右翼的核心批评在于,自由主义所造成的高度相互依赖削弱了国家应对全球化新危机的能力。德国选择党学者贝内迪克特·凯泽(Benedikt Kaiser)在《危机的汇聚》一书中指出,这些危机为新势力掌控政治议程提供了契机。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危机便成了欧洲的常态。2010年,欧元区危机接踵而至;2015年,中东战争引发了移民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2022年,俄乌冲突导致了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危机。凯泽认为,在全球化社会中,所有社会现象相互关联,因此产生了“永久性危机”的可能性。他援引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观点指出,只有通过一场全面的权威危机,才能斩断统治精英对社会共识的掌控。
文章指出,“危机的汇聚”不断施压于自由主义共识内部出现的裂痕,为新右翼创造了机会。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24年发布的民调显示,每场危机都削弱了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首先,它们使得政府难以证明其危机应对能力;其次,部分政策引发了民众对国家服务对象的质疑。例如在金融危机期间,政府救助了银行,却削减福利支出,任由民众流落街头。
欧洲危机浪潮并未带来团结,反而加剧了割裂,造就了新的政治身份认同。下图每个问题最终都有了规模可观的选民群体。在左右翼分歧逐渐消失之际,“危机部落”是解释这一政治现象的好方法。
图为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根据2023年所发布的民调绘制的统计图,其中欧洲民众认为最影响生活的五大危机分别是: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动荡、移民问题、俄乌冲突。图片来源: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新右翼利用了这种“多重危机”的背景,从而与主流力量割席。现任政府承诺恢复稳定和秩序却难以实现,新右翼由此认为,打破现有制度和程序的束缚是改变僵化体制的唯一途径。在2025年的国家保守主义大会(National Conservatism,国际新右翼年度聚会,以下简称NatCon)上,一位与会者宣称“破坏才是关键所在”。
特朗普的政策措施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他无视规范、程序甚至法律,试图关闭美国边境、解雇政府官员、关停联邦机构、削减资金、控制军队,最近更是强掳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甚至图谋格陵兰岛。这些举措令人反感,但也让特朗普显得雷厉风行,与主流政客对比鲜明。在欧洲,同样的机制也在运行,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曾表示,要无视欧洲法律,优先保障法国公民获得住房、工作和福利的权利。
危机时代也让这类政党得以发挥灵活性,根据事态发展重塑自身。极端“危机创业者”应运而生,将各种危机的受害者吸纳为票仓。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选择党。欧元危机期间,它作为单一议题政党起家,但2015年移民危机到来时,它成功转型为德国主要的反建制力量。随后,它又利用了民众对新冠封锁措施与俄乌冲突物价上涨的不满。
新右翼的选举桥头堡是自认为未能受益于全球化的群体,他们觉得政府的危机应对措施忽视了他们的诉求。学者凯泽曾指出,面对上述危机之际,左翼选择了关注少数群体政治。而右翼把国内社会问题当作由衷的事业。
新老右翼的区别在于其经济政策和对阶级的看法。文章提及,一位法国国民联盟成员曾私下表态,“老右翼”依然支持全球化和欧盟,却无视日益贫困的工人阶级。波兰极右翼政党“联盟党”(Confederation Liberty and Independence)的成员也表示,波兰民众因政府对本国公民和经济保护不力而不满,该党正是利用了民众的这一情绪。
在前文提及的NatCon上,演讲者对美国共和党建制派的抨击远超对的指责,建制派被视为敌人,而不再是误入歧途的盟友。特朗普的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声称,自由贸易并非经济理论的必然归宿,而是20世纪末由全球主义者和企业利益集团强加的。万斯的一位顾问表示,他们的使命是建立“工人阶级共和主义”,在那些被全球化“摧毁”的地方,让民众摆脱律师、官僚和监管机构的摆布。
这一主张是有现实基础的。在西方许多地区,工人阶级群体正在从传统右翼或左翼转向新右翼。例如在美国的2024年大选,特朗普成功组建了新的工人阶级联盟,赢得了66%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的支持;英国的2019年大选,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以脱欧作诱饵,成功吸引了工党传统选区的选民。在德国,社会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率从1998年的48%降至2025年的12%,而曾经多为保守派知识分子的选择党在2025年赢得了38%的工人阶级选票;法国的对比更为鲜明,在2024年的议会选举首轮投票中,国民联盟获得了59%的工人阶级选票,而社会党、共和党与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政党仅获得41%。
2022年10月8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选择党集会上,一名抗议者在国旗下举起标语牌,上写“我们的税款用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公民”。图片来源:Picture Alliance
同时,文章指出,许多摆出人民公仆姿态的新右翼政党领袖,实际上却是特权阶层人士。传统精英质疑新右翼的诚意,尤其是特朗普在推行“大而美法案”(Big and Beautiful Act)时,一边为超级富豪减税,一边却削减社会支出。然而,尽管新右翼的具体经济议程模糊不清,推行政策的决心也无法保证,但修建边境墙、征收关税或承诺严惩罪犯等象征性政策,往往比实质性的政策更能表明政党立场。新右翼将新获得的工人阶级支持者视为初步的桥头堡,试图在此基础上超越“精英—民众”二分法,转向一种能获得超半数人口支持的多数派论调,从而扩大其阶级基础。就此看来,新右翼向工人阶级选民示好并非为了挑起阶级斗争,而是为建立一个具有多数支持的联盟,从而推行全面的政策议程。
新右翼的政策议程包含四个主要方面:移民、贸易、外交政策以及重塑国家政权。为了对抗西方左翼政党基于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的新身份认同,新右翼特别强调重建民族主义文化认同,这种“国家优先”的政治理念反映了中间选民的普遍关切。
文章指出,移民问题既涉及经济因素,也关乎文化动机,是新右翼最关注的议题之一。新右翼政党认为,自由派精英鼓吹的开放移民不过是旨在利润最大化,而普通民众的收入、社会治安与民族文化都会因移民受到损害。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曾言,欧洲国家正在因接纳多元移民而“自取灭亡”。
新右翼对待移民问题的策略是“节源开流”,即尽可能拦截新移民,并大量遣返已入境者。美国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Tom Homan)宣称,自己仅用七周时间就将非法移民数量减少96%(该数据未经独立核实)。他还夸下海口,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即ICE)将在2025年底前驱逐40万名非法移民。法国国民联盟则采取了三管齐下的策略:在国内层面,强化国家权力,阻止非法移民跨国流动;在欧盟层面,进一步发挥欧盟边境管理局(Frontex)的作用,并加强欧盟的外部边境管控;在全球层面,则与第三国达成更多的遣返协议。
图为汤姆·霍曼于2025年2月22日在马里兰州奥克森山举行的年度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PAC)上发表讲话。图片来源:Picture Alliance
移民政策如此严苛的重要原因是,新右翼仍然怀有传统的异性家庭愿景。匈牙利总理的政治顾问表示,人口政策和家庭政策是最重要的领域,不仅要限制移民,还要对有子女的异性恋夫妇提供多方面支持。以色列政治学家哈宗尼也认为需重新确立男女之间的区别。在新右翼眼中,自由主义者对进步的无条件拥护让人们无所依凭,譬如“LGBTQ+”不断分割人们的群体身份,而“+”号象征着这一过程看不见终点。
文章指出,关税是新右翼经济战略的核心,新右翼政党主张保护农业或工业利益,不仅基于经济原因,还基于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特朗普的目标是通过关税重新确立经济主权,制定自主的贸易政策,将工业生产带回美国。众议员莱利·摩尔(Riley Moore)强调,工业产能决定国家实力,自由贸易将美国制造业岗位转移到了海外;如果不能超越对手的生产能力,就无法遏制对手。
在欧洲,许多新右翼政党也大力抨击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尤其是发迹于农业区和衰退工业区的政党。勒庞谴责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南美洲区域经济共同体)达成的贸易协定危及法国农业利益与国家主权,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即PiS)也警告称该协议可能削弱国内农业产业。压力之下,法国和波兰在欧洲理事会中都反对该协定。
图为波兰联盟党在脸书上发布的反对南方共同市场的宣传。图片来源:Facebook
文章指出,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推崇自由国际理念,却与国家的自主性和身份认同产生了冲突,新右翼的外交政策正是基于这一前提。
美国副总统万斯的顾问认为,2024年的选民已经在“全球帝国”和守护本土之间做出了抉择。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也提及,美国精英严重误判了人民愿意承担全球责任的程度,并因此损害了美国的力量、财富和体面。
在欧洲,新右翼外交政策最根本地表现为反对欧洲一体化,因其有损民族的特殊性。勒庞在2019年的演讲中将欧盟比作“渴望吞食沉睡公主的食人魔”,并说明“对身体、社会、民主、语言和文化保护的渴望”即将在整个欧洲发生。
文章认为,这种思维如今在新右翼中盛行。对于新右翼政客来说,更广泛的目标是一系列同心圆:家庭、部落、国家、文明。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欧洲各国采取了共同的政策。如今的新右翼政党往往不是寻求脱离欧盟,而是趁主流力量衰弱之际,试图从内部改变欧盟。
在移民和经济方面,欧洲新右翼政党态度较为统一。然而,地缘政治威胁方面的观点则较为分歧,如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对俄罗斯始终保持警惕态度,匈牙利与斯洛伐克的新右翼政党却毫不掩饰亲俄反乌的立场。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近期研究发现,与多数主流政党相比,新右翼政党总体更愿意与中俄合作。
图为2024年8月在德累斯顿剧院广场,一名参加德国选择党竞选活动的人士举着写有“国家优先”与“和平”的标语。图片来源:Picture Alliance
新右翼对以色列的矛盾态度格外值得注目。一些极右翼政党试图摆脱与纳粹主义的关联,于是刻意支持以色列总理在加沙地带发动的战争;然而在美国,以色列却成为新右翼内部的分歧点。尽管许多领军人物仍支持以色列,但有两股力量正在背离这一共识,其一是担心美国被卷入海外战争的保守人士,其二则是日益壮大的“反犹主义”年轻右翼分子。
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文章指出,新右翼党派反对大西洋主义的外交政策以及参与北约等组织。特朗普第二任期彻底打乱了美欧关系的政治格局。2026年1月公布的民调显示,仅有16%的欧盟公民仍视美国为盟友,一些欧盟成员国(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和瑞士)近30%的民众都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目前对美国政治体制与特朗普持最积极态度的欧洲人,几乎都是新右翼政党的支持者。
这种重塑的大西洋主义也凸显了新右翼外交政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国际和思想层面的联系十分紧密。“NatCon”和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等活动,就是将新右翼战略家们团结起来的尝试,匈牙利更是成为此类努力的一个枢纽。跨大西洋的保守党派交流在不同层面和国家之间都在增多。日后,这种互动可能会形成一种全新的跨大西洋关系。
新右翼议程的最后一个政策要素是重塑国家政权。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将官僚体制视为民族主义政府的最大障碍,认为官僚体制拒绝承认国家文化的概念。因此,瓦解官僚体制不仅是一种短期取胜的策略,更是一项旨在捍卫美国作为白人、犹太教—基督教文化国家的战略计划。
这些想法如今在欧洲也逐渐受到重视。英国改革党(Reform UK)议员丹尼·克鲁格 (Danny Kruger)在一篇题为《恢复政府》的博客文章中,将公务员队伍称为“体制的工具”,承诺大幅削减人员数量。法国国民联盟政治家法布里斯·勒杰里(Fabrice Leggeri)也向公务员发出警告,声称不满意该党主张的公务员可以辞职。
这些削减官员和重建国家的提议之所以能联合起来,其根本动机在于使国家与保护民族文化相契合。跨大西洋布达佩斯学派(transatlantic Budapest set)的学者德雷尔(Dreher)认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将文化视为无关紧要的话题。但随着新右翼势力的崛起,文化这一维度又强势回归了。
文章认为,在沟通与动员策略方面,新右翼最大的机遇在于公共空间的碎片化与主流媒体的式微。新数字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提供了塑造大众叙事的新途径,成为新右翼政治的第四大支柱。
当今时代变化速度极快,各种制度和规则未稳先乱。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不再相信存在绝对可知的真理,转而开始依靠主观情感进行判断。过去的自由主义精英认为,在承认相同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可以就主观意见开展理性辩论。但新右翼发迹于对传统定义的质疑,譬如何为正确、何为错误、何为重要的权力等。这表明人们不只是持有不同的主观意见,而是认定了不同的客观事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关注点日益脱节。美国评论员克里斯·海耶斯(Chris Hayes)指出,信息时代已让位于“注意力时代”,注意力本身被大规模商品化。当选民的注意力被分割成可交易单位,政治人物就必须在庞杂的数字干扰中尽可能吸引选民。因此,能引发强烈情绪反应的内容会赢得更大的传播范围。正是这一有利条件,使得新右翼往往比主流政党更引人注目。
图为2024年11月,英国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于在伦敦接受媒体采访,时值英国农民举行活动,抗议税法改革。图片来源:Picture Alliance
政治新闻网(Politico)最近对欧洲议会议员社交媒体账号的分析显示,虽然极右翼和右翼阵营在TikTok上只拥有约四分之一的账号,但互动量却占主导地位,累计近3900万点赞、200万粉丝,影响力明显压倒人数更多、立场更温和的党团。相比之下,议会中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European People’s Party,中右翼党团)的议员总数,仅占样本中不到3%的点赞量。
文章指出,新右翼议程的核心之一,是进一步巩固自身在新兴信息空间中的影响力。万斯将所谓的“”视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元目标”(meta-goal),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等场合的多次发言中,他将这一议题塑造成关乎民族性格的重大问题,声称不会威胁民主制度,并得到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Meloni)的赞成。在2025年的NatCon上,多位演讲者反对“旧政权”的审查制度。美国国会已经成立委员会,以调查“拜登政府与欧盟勾结策划的审查工业综合体”,而欧盟新右翼正试图推翻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等社交媒体监管措施。
此外,新右翼在传播领域的主导性不仅在于掌握新平台,更在于独特的政治风格,这种风格更注重身份认同和情感,而非统计数据和事实。新右翼的高明之处在于充分利用了政治作秀中的娱乐性和可传播性元素,新媒体时代,“践诺”和“证实”远不如情感共鸣或身份认同重要。哈宗尼等思想家将现代政治描绘成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身份)、觉醒主义(强调少数群体身份)和民族保守主义(唯一能提供多数派身份的运动)之间的三方斗争。若不能创造自己的身份话语,主流政治将举步维艰。
文章指出,新右翼已在当今世界如鱼得水。他们构建了围绕“危机时代”的有力叙事,积极打造支持自身议程的社会基础,提出更加激进的政策方案,并试图利用社交媒体赢得政治权力。然而,多数主流政党却仍在艰难适应现实。
历史证明,只有从根本上理解政治气候的深刻变化,才能走向适应。因此,主流政党必须郑重分析、充分理解新右翼政党的理念和组织方式。需要认识到的是,将新右翼一味贬为破坏稳定的“民粹”往往收效甚微,因为在一个反建制、两极分化的时代,许多选民认为新右翼带来的动荡是一种优势,而不是缺陷。
首先,他们需要重新划定真正具备优势与可信度的政治立场,在这一基础上与新右翼正面交锋。与在混乱面前自欺欺人,不如正视公众的焦虑与不安,并为民众提供能在混乱局势中安心的现实条件。
掌握最佳政治立场对政客支持度大有裨益。譬如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的政策根植于对丹麦福利国家的真诚和深切承诺,美国肯塔基州(传统红州)的籍州长安迪·贝希尔(Andy Beshear)立足于坚定的基督教信仰,纽约市新任市长、亚裔美国人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通过掌控新媒体而获胜,瑞典中左翼议员劳恩·雷达尔(Lawen Redar)则善于彰显自己的库尔德血统。而现在欧洲面临着难得的机遇,由于特朗普在欧洲普遍遇冷,倘若妥善利用民众的抵触情绪,可能会给与特朗普结盟的新右翼政党带来束缚。
其次,主流政客必须找到合适的施政方式,不让工人阶级选民掉队。如前文所述,新右翼的贸易和经济主张正是迎合了自认为被全球化遗忘的选民。主流政党已经开始转向,让被忽视的群体或地区“迎头赶上”,但要构建一套真正令人信服的新经济、福利、移民和气候政策组合,既接受相互依赖的现实,又取得受损选民的信任,则需要更强的政治想象力。
第三,他们必须构建一种新的集体认同感。如果新右翼的组织原则是传统民族文化,以及围绕文明、族群和家庭展开的价值叙事,那么主流政党也需要同样具有吸引力和动员力的框架——既能区分“我们是谁”,也能为政策提供内在逻辑与价值基础。这种新的集体身份必须在公共空间中扎根,这要求政治家具备更高的数字素养和情感沟通能力。
最后,决定上述策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或许在于真诚。政党必须找到自身真正具备话语权和可信度的议题,才能有效地宣传战略、触达选民。一切的起点,应当是以一种认真探索的心态去理解当下崭新的政治力量,尤其是新右翼——以好奇的态度去了解他们的理念,以尊重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选民,这正是遏制并最终战胜他们的第一步。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创始人兼主任,研究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欧盟政治与机构、公共外交与国家品牌塑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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